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五日，江南科场案发。是年，江南举行乡试时，主教官方犹、钱开宗舞弊，榜发后士子大哗，有为诗文杂剧唾骂者。主考官离去时，士子随舟唾骂，甚至向他们投掷砖石。南京书肆还刊刻发行了《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近傍为金，暗指两考官姓，书中还揭露了主考官行贿通贿的情形。工科给事中阴应节为此上疏参奏说：方犹等弊窦多端，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打考官，物议沸腾。他还查出了此事中乘机滋弊冒滥的典型：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章钺因与方犹联宗，而被取为举人。顺治帝接到奏疏后，命将方犹、钱开宗及同考官俱革职，并同中式举人方章钺一起解京严审；命总督廷佐速行严查科场中一切弊端，将犯人解交刑部；命方拱乾明白回奏。后方拱乾回奏称与方犹从未同宗，章钺不在回避之列。顺治帝又命所司查议。次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此案审结，主考官方犹、钱开宗立斩，妻子家产籍没；同考官叶楚槐等十七人俱绞立决；举人方章钺、吴兆骞等八人俱责四十板，家产籍没，与父母妻子兄弟流徙宁古塔；刑部尚书图海等办事不力或革去加衔加级，或降级革任。

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初六日，清廷制定了私铸钱文罪。先是，顺治帝以民间多有私铸钱文、扰乱钱法者，命和硕简亲王济度等议定私铸罪。至此，批准了济度等人制定的私铸罪：私铸钱文为首者及匠人处斩，胁从及知情买使者绞监候，卖钱经纪铺户与掺和私钱者杖四十板，流徙尚阳堡；总甲及十家长知情不首者照为首律皆处斩，不知情者以失察罪责四十板，徒一年；告捕者赏银五十两；该管地方官知情不首者亦照为首律处斩，不知情者以失察罪予以降职处分；不能觉察者，内外有关官员分别予以降级处分。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十六日，顺天科场案发。本年顺天乡试科场，参加考试的生员有四千人、贡监生一千七百余人，而录取名额只有二百零六名。当时，翰林侍读曹本荣、侍讲宋之绳为主考官，大理寺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我朴和国子监博士蔡元禧等十四人为房考。由于报考者多，录取名额少，一些士子辇金载银，幅集京师，或直接贿赂考官，或辗转托人以行贿。而诸考官也欲借此交结权贵，为日后升迁寻找门路，接受贿赂、私许密约者已及千百人，超过了录取名额的四五倍，房考李振邺还将二十五名行贿者书写纸上，以便入围后寻对。诸考官们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经过反复推敲、权衡利弊，最后制定了两条以士子父辈爵位高低财产丰薄为顺序的录取标准：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次之，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子弟无不中；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不素布者又次之。榜发后，众考生哗然。贡生张汉刻揭投科道，蒋文卓刻匿名揭偏传朝野，贡生张绣虎借二人之揭讹诈李振邺、张我朴二房考银一千二百两。本日，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上疏参奏说：北闱榜发之后，途谣巷议，到处都有不满怨言，此中弊窦甚多。他还举例说，中试举人陆其贤是用银三千多两，同科臣陆贻吉向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的。并指出类似这类事不在少数。顺治接到奏疏后极为重视，命令吏部、都察院严讯，获得真实信息后又于二十五日发布了一道逾旨，指出科场为取士之大典，关系最为重大，况且京师科场为各省之观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目无法纪？宣布对此案有关人员重加惩处，以戒将来。于是，他下令将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及行贿有据之举人田耜、邬作霖俱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共一百零八人流徙宁古塔。同时，又穷追到底，株连甚广，以致“朝署半空，囹圄几满”，迁延半载，病、死者不绝于耳。十一月十一日，顺治帝又命中式举人复试，但因自己避痘于南苑而未能举行，又使不少复试者流离冻馁，苦不堪言。次年四月，他又亲自审讯了此案其余罪犯，将其中一些人及其家属流徙尚阳堡。

顺治十四年（1657），全国举行乡试，因一些地区主考官与应考士子通同舞弊，引起广大士子的强烈不满与抗议。清廷借机兴起大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丁酉狱（顺治十四年为农历丁酉）。“科场舞弊”在封建社会里本来早已司空见惯，但这次大狱蔓延几及全国，以顺天、江南两省为巨，次则河南、山东、山西，涉及士子人数之众，治罪之惨实为历史所罕见。

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初七日顺治帝始行经筵，仪注中规定：讲官由内院酌定数员题用，经书讲章由讲官撰送内院改定后呈皇帝阅过；皇帝升座后，讲官至讲案前一跪三叩头，近案前立，先讲四书毕，由讲经官讲经，退立于原班，同众官出殿至丹墀下两帝排班，行两跪六叩头礼，侍立。

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初十日，清廷批准了户科给事中粘本盛奏疏，制定了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先是，顺治十三年，清廷用推行屯田来加速垦荒的计划破产后，又把劝垦荒地的重点放到地主阶级身上，对官僚、地主、乡绅垦荒予以旌奖，并为此制定了督垦荒地劝惩则例：督抚按一年内垦荒地至二千顷以上者记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千顷以上者记录，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一百顷以上者记录，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五十顷以上者记录，一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文武乡绅垦五十顷以上者，现任者记录，致仕者给匾旌奖；贡监生及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予印照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予印照开垦，永为己业；若开垦不实或开过之后复成荒地，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顺治十七年又规定：垦地百顷以上，考试文义优通者以知县用，疏浅者以守备用；垦地二十顷以上，文议优通者以县丞用，疏浅者以百总用。与顺治十四年相比，这次又增加了奖励的比重。

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二十一日，顺治帝发布谕旨，限制八旗参加科举考试。自清廷入关后，八旗子弟看到一旦科举考中既可得升用，获取优厚的俸禄，又可免从军之苦役，于是崇尚文学，怠于武事，热衷于科举。顺治帝为了改变这一情况，继续维持满洲崇尚“国语骑射”的国策，谕令限制八旗参加科举考试，其中规定：每年的乡会两试俱停，限年定额考取生童；各部院衙门取用他赤哈哈番及笔帖式哈番时，不必分别满汉文学，初用授以笔帖式哈番，停其俸禄，照披甲例给以钱粮；任满三年，如果平时办事勤敏，经过考核给以七品俸禄，再满三年果能称职，即可升补他赤哈哈番；荫各官子弟入国子监读书例亦尽行停止，令其专习武事，于武职补用，待太平之日再照旧例行；每牛录下子弟一人读书例照旧贯彻执行，遇各部院衙门缺员，即以读书子弟补用，不得取用闲散人员。

顺治十四年（1657），李之椿、李元旦父子潜心经营的复明运动被清廷破获。李之椿，字大生，号组徕，扬州府如皋县人，明天启年间进士，弘光政权建立后升任尚宝司卿。弘光政权溃败后，他离官归里，积极从事复明运动。四年，他因参加赵云、李七领导的反清起义而被清廷鞫讯，两年后获释。出狱后，李之椿鉴于家乡一带抗清斗争逐渐走向低潮，远游闽西，后移居湖州，以求联络永历、鲁王政权和海上义师。不久，他受任永历政权招讨督师阁部，以浙江嘉兴、湖州一带为基地，从事复明和抗清活动。他为争取人心，将部下一人伪托明崇祯太子朱慈烺，并联络了故明永安王，韩王等原明宗室。李之椿的狮子李元旦官至鲁王政权御史。李之椿父子二人还广泛交结明朝遗老、遗民，并通过他们搜罗“党羽”，势力很快波及江南、浙江、山东、河南、陕西、湖广等省。李之椿还很重视武装，既联系海上义师、郧西夔东十三家军，又联络活跃在太湖流域的以钱应魁为首的义军。他多次派人给钱应魁送去空白札付，嘱其“招得好汉或有出力亲信”，促使钱应魁义军势力不断壮大，使清廷疆吏胆战心惊。顺治十四年，正当李之椿领导的复明运动渐趋高涨时，李元旦的家奴谢庭兰跑到京师向清廷告发此事，李之椿父子及一些重要骨干被捕。李之椿在狱中表现坚强，视死如归，后绝食而死。李元旦等四十八人于十六年三月被解至南京处死。

顺治十四年（1657），顺治帝开始崇信佛教禅宗。他对佛教感兴趣，很有可能是受到宫中太监的影响。明末以来，太监们就很崇信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并希望皇帝也能迷信佛教而疏于政教，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控制皇帝。顺治帝亲政后，太监吴良辅等人在肃清多尔衮势力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日益成为皇帝的亲信，并使皇帝在处理宫廷事务乃至国家大事时越来越多地有所依靠。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在太监的安排下，于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非常欣赏他的言谈举止。接着又召入宫中，请教佛法大意。这年十月，顺治帝又在万善殿召见性聪，赐以“明觉禅师”封号。此后，顺治帝就成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忠实信徒。顺治帝还通过性聪了解了佛教禅宗的高僧及其门徒的许多情况，并陆续召见了其中较为著名的通琇、道忞和茆溪森，让他们在宫中谈经说法。顺治帝对他们都十分宠眷，他们也多方讨好他。通琇还为福临起了法名“行痴”，“痴道人”，道忞则吹捧顺治帝为“承愿示生”、“光显吾宗”的“佛心天子”。在他们的薰陶下，顺治帝对佛教简直着了迷。他竟对道忞说，自己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看见僧家的明窗净几，就不愿意再回到皇宫。他甚至还表示，如果不是怕丢下生母皇太后一人，肯定就要随他们出家了。

顺治十四年（1657）三月十一日，新到任的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为了缓和江南的阶级矛盾，向清廷提出了“请舒江南三大困疏”：第一，舒官吏考成之困。江南官吏因钱粮积欠多，知考成及降调不可避免，在离职前对百姓尽力捶敲，使社会矛盾激化。郎廷佐建议修改考成规则，废除降调之例，重不过革职戴罪，仍令其在任安心治理，使政事不致废弛。第二，舒民间积逋之困。郎廷佐在校阅赋籍时，发现江南自顺治八年至十三年，积欠钱粮多达四百余万，请以顺治十四年为止，将从前积欠由右布政使清查，侵欺挪借及不应开销者各为一册，民间实欠者为一册，议定一年只征若干，各路督催；而一切新征钱粮，则专责左布政使。这样，就可以清除征新补旧之弊端。第三，舒商民封船之困。江南系商贾舟楫聚集之所，大军经过之处皆封商民船只载送，请以后用江西所造之船运送兵马，使商困得舒，军机不误。顺治帝对郎廷佐上述深切时弊的侃侃陈辞，颇为赞赏，命令所司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