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二十四日，顺治帝鉴于畿辅房屋田土多被圈占，加之去年水灾严重、仓廪无备，决定发内帑；户、礼、兵、工四部发库贮银十六万两、皇太后宫中“节省银”四万两，皇帝宫中“节省银”四万两，共二十四万两，差满汉大臣十六员，分赴畿辅八府地方赈济饥民。另外，对于殷实之家捐谷或减价出粜以济饥民者，给予旌表；准许商人往丰收处所籴买米粮，如有地方豪强遏闭拦截定予重惩。又赈济八旗灾民，凡涝地，每佐领满洲、蒙古给米二百石、汉军一百石。

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十五日，顺治帝行耕籍礼，亲祭先农坛。这是清廷入关后，皇帝首次籍田。按规定，皇帝三推，亲五五推，九卿七推，内院不参与此事。籍田在京师正阳门之西，中为先农坛，有地一千七百亩，其中二百亩给坛户种五谷、蔬菜以供祭祀之需，余一千五百亩收租银三百两，以备维修之费。

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二十六日，清廷制定了仓粮考成则例，以各省常平、义社各仓积谷多寡，定有司功罪。具体规定如下：州县官未完一二三分者停俸，四五分者降俸一级，六七分者降职一级，八九分者降职二级，十分者革职，俱戴罪督催，限文到三月内催完方准开复。粮道以合属通计，未完一分者免议，二三四分者停俸，五六七分者降俸一级，八九分者降职一级，十分者降职二级，亦戴罪督催，三月内催完准开复原职。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初一日，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密疏参劾陈名夏“结党怀奸，情事叵测”。宁完我胪列陈名夏的主要罪状有“倡复冠服，涂改诏旨，结党行私，循情纳贿，纵子肆虐”等等，其中最核心的是陈名夏把“留头发，复衣冠”作为“第一要紧事”，声言是“天下太平”的关键。宁完我还慷慨激昂地大骂陈名夏是“狂吠之犬”，以宽衣博带为名，行变清朝为明朝，“计弱我国”之实。于是，顺治帝命令内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在午门外会同对陈名夏逐条审问，从重定罪。陈名夏在受审中据理反驳，刑部右给事中刘余谟、御史陈秉彝在旁为之竭力辩护。双方争执不下，在午门楼上的顺治帝见此情景大为恼火，立即召见刘、陈二人严行申饬，并予解职。初议陈名夏论斩，顺治帝以其久在自己身边任职，改为处绞。四月，朝廷中北方籍汉官冯铨等人为进一步剪除异己，纷纷以名夏“亲戚”、“党羽”的罪名弹劾了四十一名南方籍汉官，以致人心惶惶。顺治帝为民稳定局势，不使矛盾加剧，亲自警告冯铨，使其不敢再兴风作浪，这场风波终于平息下来。在此之前，顺治帝一再表白自己以宽治政，常常感叹明太祖朱元璋诛戮大臣太为过分。但通过陈名夏案，他又得出了为政太宽“亦不可”的结论，并于五月以“任意结党营私”的罪名，将陈名夏的好友陈之遴发往盛京。

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初，明乐安王朱议淜图谋反清，事泄被捕。朱议淜原系明朝江西乐安王。顺治二年，明江西总兵金声桓降清，朱议淜携家眷移住南昌乡下，后被拘回南昌。顺治五年初，金声桓叛清后，尊朱议淜为王。不久，金声桓失败，朱议淜全家九十余口俱遭惨杀，只其只身逃出，于是削发为僧，称三和尚。十年五月，朱议淜以行医为名，来到汉口，联络僧人文秀、若决及道士张应和等数人，以木雕刻印信，散布扎书三千八百六十九号，内有“叨忝天潢，恢复中原”之句，表明反清的决心。他们还广泛招兵，规定凡招五十人者，可给总兵之职。同时又议定于年底有汉川县红旗营起事，不料，原明朝营兵、张应和徒弟卢萃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到县衙门出首，张应和、文秀被捕，朱议淜、若决等脱逃。次年三月，朱议淜等也被逮捕，这次反清预谋终于失败了。八月二十五日，清廷以“谋逆罪”将朱议淜及僧人文秀、道士张应和等处决。

顺治十二年（1655）九月二十一日，顺治帝谕令兵部：国家选举人才，共襄治理，文武两途，允宜并重。现中式武举二百二十人，均应照文进士例一体殿试，并将亲行阅试：先试马步箭，次试策文，“永著为例”。十七日，清廷制定了武殿试则例。其中规定武举人在天安门就试，试毕，以卷送午门外东直房读卷公阅传胪。并先一日，内三院官、兵部官各执选取卷在皇帝面前进呈、跪读，待御批一甲三名毕，名赴内院公同慎榜，加盖印记。

顺治十二年（1655）四月二十九日，顺治帝尊清朝家法，“法祖为先”，依照《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命开馆编辑《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使皇帝“得朝夕仪型”、子孙臣民恪属遵无斁。同时，以大学士冯铨、车克、成克巩、刘正宗、傅以渐为总裁官，麻勒吉等七人为副总裁官。

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二十六日，顺治帝命设馆编《顺治大训》一书。顺治帝为了贯彻他的平治天下以教育、化导人民为先的方针，命将历代经史所载的忠臣义士、孝子孝孙、贤臣谦吏、贞妇烈女以及奸贪鄙诈、愚不肖者分门别类编辑成书，“以彰法戒”，名之为《顺治大训》，令臣民广为诵习。同时，顺治任命大学士额色黑、金之俊、吕宫为该书总裁官。

顺治十二年（1655）底，顺治帝在处理顾仁“坏法受贿案”后，十分痛恨贪官污吏剥取民财，并认识到以往贪官蠹国害民之风不息，是由于法度太轻，贪官虽经革职，还能享有赃资。于是，他郑重宣布，今后内外大小官吏凡受贿十两，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赃重者分别处绞，家产入官。在此谕令下，清政府处决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此后，凤阳巡抚林起龙两次上疏，认为这种处分过重，反使贪官惧罪不吐真赃，流徙也是徒有虚名，请求放宽一些政策，但遭拒绝。直至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初七日，顺治帝才修改了他的政策，宣布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

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二十五日，清廷批准了礼部会同宗人府、内院的议奏：纂修玉牒（皇族家谱），应照会典开载论世议，各派所出子孙依次书于本派之下，皆以帝系为统；其余各照次序胪列；玉牒由内院翰林官同宗人府、礼部纂修，共抄四函，一函呈交皇帝，另三函分存于宗人府、内院和礼部；每十年纂修一次；宗室、觉罗等生子年月日时于每年正月初十日送宗人府、礼部记档，以便会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