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年（1667），江南（江苏、安徽二省合称）民人沈天浦、吕中、夏麟奇三人撰诗二卷，名曰《忠节录》，或称《启祯集》。沈天甫等三人谎称此书系黄宗羲父黄尊素等一百七十人所作，陈济生编集，故明大学士吴甡等六人作序。沈天甫向麟夏奇授计，夏遂来到吴甡子、中书吴元莱住所，诈取钱财。吴元莱察此书序并非其父手迹，于是，向巡城御史控告。四月，康熙帝闻知此案，谕以“奸民诳称谋叛，诬陷平人，大干法纪，下所司严鞫。”沈天甫等皆斩首。被诬陷者一律不问。

康熙七年（1668），清政府重申海外贸易的禁令。明文规定：地方甲长同谋放纵者斩首，知情不举者处以绞刑。不知情者杖一百，发配三千里。管地的州县官革职，永不叙用，道、府文官降二级，巡抚降一级。康熙九年（1670）又规定：凡是官兵捉住出海贸易者，赏给一半犯人家产货物，另一半抄没入官。此外，清政府还于康熙五年（1666）明令，自是年起，不是贡朝，一概不准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否则，便属违法。

康熙七年（1668），两广总督周有德继革职的广东巡抚王来任之后，具疏请求速开广东边界。周有德，字彝初，汉军镶红旗人。康熙六年，升两广总督。在此之前，王来任在其遗疏中痛言迁海令给沿海人民带来的空前灾难，请开原迁之界，招抚迁移之民，安排其耕种采捕这，以安民生。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周有德直言：已迁之民哭诉，自立海界以来，尽失旧业，乞食无路。恳请“早开一日，早救一日之命！”同时，他又提出了展界复业的具体措施。同一天，康熙帝批准了周有德的请求，命都统特晋等人与定南王孔有德及该地总督、巡抚、提督一道，一面派兵防守，一面安置已迁之民，强调毋误农时。康熙八年（1669）二月，康熙帝下旨展开已禁之沿海边界，迁民大悦。此后，周有德先后调任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康熙十九年（1680）病逝。

康熙八年（1669）十月九日，清政府重修芦沟桥告成，立碑，康熙帝亲作碑文。碑文中写道：康熙七年，秋雨成灾，芦沟桥的东北面，被水毁坏处有十二丈，于是，命工部侍郎罗多等人，挑选工匠，督造挑浚，疏导水势。复修整如初。“自此，万国梯航，及民间往来者，咸不病涉。”“爰勒丰碑，永垂不朽。”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闻知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内容，在其尚未题请之时，在外之人就已了解。于是，七月，他专谕宗人府、吏兵二部：凡属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事，俱系国家重大机密事务。会议之时，理应极力慎密。今后，必须严加约束闲杂随从人员。至于诸王贝勒的长史、闲散议政大臣，一律停其议政。以后凡在会议时，务必慎密。仅防泄漏国家机密。命以上各衙门、部，立即晓谕，严加申饬。

康熙八年（1669），刑部尚书朱之弼疏言：八旗奴仆，每年因自杀报部者不下二千人！这是由于他们长年饥寒交迫，并被鞭责凌辱所致。六月，康熙帝在谕刑部时进一步分析了大批奴仆被逼自尽的原因，同意朱之弼所奏，复严肃指出：“以后官民，务须各将家人抚恤训养，勿得仍行逼责致死，人命至重，尔部即行晓谕申饬。”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颁旨，命永远停止圈地。六月十七日，他谕示户部：数年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百姓失来，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此以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今年已圈者，全部还给民间。至于旗人，无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是否以古北口等处的边外空地，拨给耕种。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奏闻。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再谕户部：民间田地，久已有旨永停圈占，户部等所存土地分拨时，如有借机扰害百姓、圈占百姓良田、以坏地强换者；或隐占存部良田，妄指拨给百姓土地者，一律严察治罪。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康熙又一次明确下旨：凡属民间开垦的土地，今后永不准许圈给旗下。如旗下有应拨给者，以户部现存的旗下余田分给。

康熙八年（1669）三月八日，清政府决定免除明代各省废藩田产的变价做法，撤回为此而派出的部员，将未变价田交与该省督抚，并给予原种人耕种，改为民户，称为更名田，永为世业，照例征收银粮。对于无人承种的剩余土地，则招民开垦。康熙九年正月，又虑及更名田内有明代废藩自置地，且予民佃耕，他们在输粮之外又纳租银，为避免负担过重，决定免其纳租，与民田一例交粮。如果已有易价银征收于库者，准许抵交次年正赋。

康熙八年（1669）正月，户科给事苏拜疏言：地方官管理关税多有不便，如惧怕上司，希图定额，势必向商民增派税银等，仍差部员。康熙帝准其请。户部遵旨再议后，清政府决定：关税税额多者由名部派遣满汉官员前往，税额少者仍由地方官征收。京师崇文门税务已经奉旨设官征税，通州坐粮厅、京城左右二翼仓、宝泉局、大通桥、通州西仓、中南仓、张家口、杀虎口等九处仍由户部派官管理。此外，应各部官员管理者还有：浒墅关、芜湖关、北新关、九江关、淮安关、太平桥、扬州关、赣关桥、天津关、西新关、淮安仓、临清关、凤阳仓、临清仓与临清关合为一差，江宁仓并入西新关，共十三差，合计关税七十万两。至于运厅、居庸官、徐州仓、德州仓，此四处税银均少，总计才一万二千七百两，故交地方官收理。

康熙八年（1669）四月，兵科给事中刘如汉疏言：“帝王首务，莫大于视学，莫急于经筵。”请求康熙帝谕示礼部，详考旧章，先行日讲，次举经筵，挑选儒臣，分班进讲。康熙帝“嘉纳其言，下部议行”。九年十月，康熙帝再次强调：经筵日讲，宜即举行。命礼部详察典例，择吉具仪奏闻。不久，礼部选定的月讲日期为康熙九年（1681）十二月二十一日，经筵则依顺治十四年（1657）例，每年春秋举行二次，定于同年二月十七日开讲。自此，康熙帝非常赏识刘如汉，称他“为人甚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