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年（1745）六月初六日乾隆帝以御极以来，所有解部钱粮，除去八旗兵饷、官俸、工程费用外，尚有余积。故直省偶有水旱灾，加恩赈济，多在常格之外，因思海宇父安，首在足民；况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则聚于下。因此特降谕旨，拟将乾隆十一年（1746），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蠲免。经大学士和户部拟定，并报乾隆帝旨准，照康熙五十一年（1712）例，将各省分作三年，全免一周。查地丁钱粮银额，共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两。将直隶、奉天、江苏、西安、甘肃、福建、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银一千四十二万九百余两；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广西等省银八百六十二万七千三百余两；山东、湖北、江西、山西等省银九百一十九万二千二百余两，分别于丙寅、丁卯、戊辰三年内全行蠲免。

乾隆十年（1745）四月十八日，从贵州总督张广泗疏请，清廷决定开凿贵州毕节县属赤水河。张广泗奏疏中称：黔省威宁、大定等府州县，崇山峻岭不通舟楫，所产铜铅，陆运维艰，合滇省运京之铜，每年千余万斤，皆取道于威宁、毕节，驮马短少，漕运不前。查有大定府毕节县属赤水河，下接遵义府仁怀县属猿猱地方。若将此河开凿通舟，即可计应开修大小六十八滩，约需银四万七千余两，以三年之节省，即可抵补开河工费。再黔省食盐，例销川引，著开修赤水河，盐船亦可通行，盐价立见平减；大定、威行等处，即偶遇丰歉不齐，四川可以运济，实为黔省无穷之利。

乾隆十年（1745）正月十五日，乾隆帝命江南督抚更替巡阅海防。他在上谕中说：江南地居腹内，无深山穷谷藏奸聚匪之薮，所最应加意者，莫如海防。今国家承平日久，海疆宁谧，中外习为固然。但防患于未然，此为古训。今江苏省之上海、崇明、刘河、福山、狼山各紧要海口，营讯非不周罗，斥堠非不严密，战舸非不连樯接艘，然俱付之三五偏裨之将，督率兵卒往来戍守。凡形势之扼塞，防守之机宜，口岸之平险，何处为了望之所，何处为守御之区，向例督抚俱未亲至其地，考订讲求。按图聚米，终不如亲身目击。况士卒无知，大都恶劳好逸。若督抚时常临视，自必震动，不至废驰怠惰；且江南海口，数处毗连，附近巡行，往返不匝月，亦不致劳人废事。该督抚等，应仿效别省总督巡边之例，于海口紧要处，递年轮流巡视一次，不必纷更，以为建白，亦不可草率，视同俱文。则防范之事宜，既得探讨于平日；备御之营制，亦得讲究其万全。更可不时简阅操演，整饬戎行，似属有益。江南各督抚随即妥商定议，本年总督先往，次年则为抚巡，周而复始。还强调往巡时，务将形势扼塞，防守机宜、口岸平险，及何处为了望所，何处为守御区，逐一察看，详细探讨，并顺路简阅沿海营伍。事竣具折奏阅。乾隆帝认为可行，再次谕示：须妥协据实办理，不可虚应故事。

乾隆十一年（1746），《九宫大成谱》即《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编成。该书由周祥钰等撰，八十二卷。收集南北曲二千零九十四个曲牌，连同变体共四千四百六十六个曲调，尚有北曲套曲一百八十五套，南北合套三十六套。汇集唐、宋、元、明、清诸宫调及曲调，较为详备。

乾隆十一年（1746）六月三十日，清政府允准卡瓦在茂隆山开矿。卡瓦是滇省永顺东南徼外人，用内地民人吴尚贤在茂隆山厂开矿，照内地厂例，抽课作贡，每年解银一万一千两。因滇省山多田少，民少恒产。唯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食力谋生，在彼处打（石曹）开矿及走厂贸易，不下二三万人，内外各厂，百余年来从无不靖。以其地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所以清政府才允许卡瓦在茂隆山开矿。

乾隆十一年（1746）七月，福建省上杭县民罗日光、罗日照等，因蠲免钱粮，欲将所纳业户田租四六均分，遂聚众持械拦截下乡收租的业户与典史。他们先将典史驱赶回城，打伤业户，抢夺钱谷，随后又分拨乡民把守道口险隘，手执竹枪木棍，并在高阜地方堆积石块，以备抗拒官府。随从者不下千余人。抗租者占据山头，连接十余里，见知县及千把总到境，就鸣锣放枪，蜂拥掷石。官兵施放弓箭，罗日照等则执枪搠伤县役。八月二十九日，福建提督武进将此事件上奏后，乾隆帝谕示：普免天下钱粮，原期损上益下，与民休息。至于佃户应交业主田租，只能令地方官劝说田主，自行酌减，并未限定分数，使之宽减。减与不减，应听业主酌量。岂有任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罗日光等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断不可长，应严拿，从重处治，以儆刁顽。

乾隆十二年（1747）九月初三日，《皇清文颖》一书告成，乾隆帝亲制序文。康熙时命大学士陈廷敬选辑《皇清文颖》，未及刊布。雍正时允廷臣所请，开馆编辑，随时附益，日久未竣。乾隆帝因命甲子以前，先为编次。凡御制诗文二十四卷，臣工赋颂及诸体诗文一百卷。

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初八日，清政府刑部行令四川、云南、湖南、广西等省各督抚，转饬所属州县，严禁贩买贵州苗民子女。盗买者，除川贩按例治罪外，将买主照违制例治罪。所买苗民，令原籍亲属领回。

先是乾隆七年（1742）乾隆帝颁旨：“自从龙人员子孙外，愿改归民籍，移居外省者，准其具呈本管官查奏。”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初七日，乾隆帝又命：“嗣后八旗汉军人等，愿在外省居住者，在京报明该旗，在外呈明督、抚，不拘远近，任其随便散处。”这样，旗人遂可入民籍居外省。

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十三日，因台湾至厦门，水程仅十余更次，中隔澎湖岛，亦兵民聚居之地；台湾虽处海外，但与内地呼吸相通；且其商船梁头高不过一丈以内，总在台厦往来渡载，并不能越洋贩运；漳、泉二府商人赴台贩谷，既不致透越外洋，且于民食有益；清政府决定：以后如遇台郡丰收年，允许漳、泉二府商贾及在台湾的二府民人，自十月起至次年二月止，于地方官处领照贩运。如有夹带射利等弊，严行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