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清廷设立户部宝泉局和工程宝源局，铸钱发行，文曰“顺治通宝”，每文重一钱。宝泉局铸钱供全国经费使用；宝源局鼓铸之钱，要按卯（当时以六千二百四十九串二百七十文为一卯）报呈工部，交节慎库验收，然后作为工部所管各项工程经费发放。

顺治元年（1644），清廷设立了掌收题本的机关――通政使司，它的主要职责是收纳各省题本，校阅后送交内阁。查有题本不合规制的，揭送内阁参办；如题本有逾限期的，则须移文有关部门议办。在京各衙门的一切奏本，不分公私，也均须送通政使司呈进。通政使司所属有“登闻鼓厅”，内设登闻鼓，供军民击鼓伸冤。“登闻鼓”初设于都察院，顺治十三年十月移置于长安右门外。清廷规定：由科道满汉官轮流值鼓；凡击鼓告状而又确有冤抑者，在京师内必须经各衙门审理，在京师外督抚不为昭雪，由科道官审明封进；越级告者照例责逐。

顺治元年（1644），清廷定都北京后，设立了步军统领（或称九门提督），以统辖满、蒙、汉八旗步军营及九门官兵，同时兼管巡捕二营（南北二营）事务。顺治十六年，清廷又添设巡捕中营，隶步军统领麾下。至此，步军统领的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

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廷开始向各地遣派巡按。清廷定都北京之后，随着清军南下和征服地域的不断扩大，陆续由北向南派遣巡按。终顺治一朝，其间四次停复。巡按是“天子耳目之官”，其主要职责是：内宣朝廷之“德意”，外察督抚之贤否，上考文武百官之恶善，下问黎民百姓之疾苦。可见巡按兼有察吏安民两大职能。它的遣派是清廷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因为清廷以刀枪征服天下，以巡按随之安定地方，巡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均起了重要的作用。纵观顺治时期的巡按队伍，大多数品行端正，断事公允，其中有一些更堪称“铁面冰心”、“热肠冷面”，颇有作为。当然，“背旨坏法，收蠹纳贿”者也不乏其人。但由于巡按主要由汉官充任，引起了满族贵族的极端不安，因此顺治帝死后，辅政的四大臣打着“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旗号，停止遣派巡按。

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日，多尔衮统率大军，出师中原。先是，四月初七日清廷以多尔衮将出师中原，祭告太祖、太宗。祭文说，经过去年八月和今年二月的两次战斗，山海关外地区尽为清廷所有，完成了太祖努尔哈赤的夙志，现特命多尔衮率军伐明。初八日，顺治亲自召见多尔衮，特授给奉命大将军印，掌管军中一切赏罚大事，并要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听从指挥，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初九日，多尔衮同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等，以及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至堂子奏乐行礼，又陈列八纛向天行礼。然后，统领满洲、蒙古兵及汉军兵总计约十四万人，鸣炮起行，讨伐明朝。

顺治元年（1644）正月十八日，清都察院承政满达海上疏摄政王多尔衮，建议顺治帝及时学习古今兴废之道。顺治帝年幼时本是个聪颖过人的孩子，每当见其父皇太极读书时就高喊自己也要读书。他嗜观书史，一目数行，往往能很快领略书中宏旨。然而，他即位后，多尔衮却漠不关心和有意放纵，引进朝廷大臣的不满。满达海首先上疏，要求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朝夕为顺治帝讲解古今兴废之道。但多尔衮借口顺治帝处于幼冲时期，推说迟一二年后再议。一年之后，受到多尔衮重用的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又上疏说：远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现在皇上虽很熟悉满书，但要懂得帝王修身治人之道，还必须学习汉文，熟读“六经”。为此，他们要求挑选满汉词臣，为顺治帝朝夕进讲。但是，多尔衮为保持自己大权独揽的地位，对他们的建议也根本不予理睬。因此，顺治帝直至十四岁亲政时，对汉文依然十分陌生，以致他在阅读汉大臣的奏章时，往往茫然不解其意。

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廷下圈地令。清廷迁都北京后，为了维护以皇帝为首的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和保障八旗兵的生活，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占土地。第一次圈地主要是圈占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以及死于“寇乱”的明朝皇亲、驸马、公、候、伯和太监等的土地。第二次（顺治二年九月十六日），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今河北滦县）和遵化等府州县的“无主之地”。第三次（顺治四年正月初九日），圈地，清廷以上次所圈之地中薄地甚多为由，将近京四十二府州县内的土地，不论有主无主，全行圈占。三次圈地和其它一些零星的圈地，共占地十五万九千多顷，其中皇室庄田就占五千七百多顷。在被圈占的州县内，大部分土地和房屋均被八旗贵族和兵丁夺去，民地所剩无几，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惨不忍睹，有的被迫起来同清廷进行斗争。圈地摧毁了大批生产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后，在广大汉族人民（包括一部分受损害的地主）的强烈反对和斗争声中，顺治帝于四年正月初九日下令，此后永行禁止圈占民田、房屋。命令发出后，大规模的圈地停止了，但零散的圈地仍在继续。顺治十年（1653）十月初三日，顺治帝又重申“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直至康熙八年（1669），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圈地，方基本停止。

顺治元年（1644）底，有一刘姓男子自称崇祯帝太子，来到太监杨玉的家中。杨玉见而怜之，为其更衣后送至故明周后父周奎家，时公主亦在奎处，相见后放声痛哭。周奎先是跪献酒食，继而疑其有诈，于是奏报清廷。摄政王多尔衮闻讯令故明袁贵妃及东宫官属太监等辨认，并问以明宫中旧事，回答不出。袁贵妃等均认为刘姓男子是假冒，只有花园太监常进节、指挥李时荫执为真。吏部侍郎沈惟炳、御史赵开心等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加详审以定真伪。清廷经过覆审后，声称刘姓系假冒太子，将其和杨玉、李时荫等十五人处决。赵开心因疏中“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语，触怒清廷，也论罪当斩。多尔衮考虑到他是言官，免死，但罚俸三个月。此后，清廷又下谕说：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抚养，来告者也将给优赏。

顺治元年（1644）冬，宣府巡抚李鉴揭发赤城道朱寿鍪有严重的贪酷不法行为。朱寿鍪得知此事，立即派其子嘱绰书泰向英亲王阿济格求救。阿济格给与李鉴印扎，令赦免朱寿鍪罪。不久，阿济格出师陕西途中，至宣府，面谕李鉴说：“寿鍪忠良，尔宜释免。”李鉴认为朱寿鍪是朝廷要犯，如释放他，对阿济格也不利。绰书泰严厉斥责李鉴说：“尔何不惧王，而反惧冲龄皇帝耶？”李鉴不听，拂袖而去。阿济格又派绰书泰、总兵刘芳名强令李鉴宽免朱寿鍪，李鉴终不听命。次年初，此事下内院等衙门会审，朱寿鍪贪酷不法属实。正月初四日，清廷将朱、绰等人处斩，并抄其家产，刘芳名为虎作伥被革职。十一月，清廷嘉奖李鉴鞍马一匹、貂裘一袭、金五十两、银千两，并以朱寿鍪家产给之。李鉴又要求把这些赏赐作为军需费用，清廷“优旨嘉奖，所赏不准辞”。

顺治元年（1644）七月十七日，多尔衮为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提出了“自今以往，嘉与维新”。主要内容是：第一，省刑罚。凡是五月二日（多尔衮进京日）以前，不论京内外，事无大小，已觉未发觉及已结正未结正之刑狱，悉予宥免。同时禁止违谕兴讼者。第二，薄赋税。自顺治元年为始，除正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同时禁止官吏朦胧混征暗派。第三，惩贪官。如发现贪官污吏加耗受贿等事，朝闻夕奏，予以严惩。第四，禁扰民。凡役使归顺人民及占据市行与民争利者，都经迅速改正。第五，禁投充。新附军民中凡力能自赡者，均各安本业，不准令其投充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