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元年（1821）初，清廷再次筹划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所谓八旗生计，系指驻防京师及各大城市的八旗兵丁及其子弟，主要依靠朝廷所发的粮饷生活。但兵有定粮，饷有定额，多数旗人不能当兵，成为闲散余丁。清廷为了保证兵源，规定闲散余丁作为八旗军队的候补人员，不能离开本佐领居住，也不能自谋生计，造成数十万八旗子弟不事生产，游手好闲，专靠朝廷救济或典卖份地、房屋，借债度日。许多人因此而生活无着，构成满族严重的社会问题。八旗生计问题早在清初就已产生，以后随着生齿日繁，问题也愈加严重。清廷也曾多次采取过诸如赏赐银两、增加兵额、京旗移垦等措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收效甚微。道光元年初，清廷制定《移驻京旗闲散章程》，命驻京旗人三千户到吉林屯垦。十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等，奏请将各省绿营马兵入半数作为旗缺，令驻防旗人子弟就近送补，但未被道光帝接受，反以莠方乱政罪受到降职处分。十一月，清廷又专门制定了有关清查旗人抱养民人为子问题的具体规定。虽经多方筹划，仍未能解决根本问题。

道光元年（1821）二月初十日，云南永北彝人起事报闻京师。云南永北厅（今永胜）属土司土目，将土地典卖给汉人耕种。土民生计困难，心怀怨恨。由唐老大（唐贵）为首，以“驱逐汉民”相号召，聚众七八千人起事。起事者主要分为二支：一支由唐老大率领，活动在永北厅地区；另一支由傅添贵、陈添培率领，渡金沙江，至楚雄府大姚一带。清政府命总督庆保督兵往击，又以成都将军呢玛善为钦差大臣，督办永北军务；还调贵州提督罗思举，帮同庆保往攻。四月，大姚一路陈添培兵败寨破，添培被俘；永北一路唐老大率众坚守公、母二寨。庆保破大姚路后，会兵攻公、母二寨。五月二十四日，唐老大寨破被俘死。七月，傅添贵亦被俘死。彝人起事失败。

道光元年（1821）正月，《新疆识略》付梓刊印。该书在伊犁将军松筠主持下，由徐松纂辑。总计十二卷，首一卷。先列新疆总图和南北两路、伊犁各图，并有叙说；次列官制、兵食、财赋、库储、田野、畜牧、厂务、边卫等。书中记叙了许多清代中叶土尔扈特、新疆察哈尔营、厄鲁特营活动的重要史料。

道光二年（1822）三月初七日，清政府明确申定，洋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先是，英国护货兵船停泊伶仃山，洋人赴山汲水，与本地人斗殴，双方互有伤亡。广东督抚令英人交出凶手，英人起初藉词延诿，后竟开船扬帆逃逸。为此，清政府正式告知英国政府：中国定例，凡斗殴致死人命，无论先后动手，均应抵命；洋兵在中国犯事，应遵中国法律办理，将查出凶犯，附搭货船，押解来粤，听候查办。以后不应再派兵船赴粤，如货船必须保护，必须严谕领兵官，一定要遵守中国法律。

道光二年（1822）五月，清政府平定青海“野番”起事，先是青海贵德、循化番民约二万人，越界至黄河北及盐池一带插帐往牧，有的贩运茶叶、粮食、食盐和火药，并与回、汉、蒙古民相联结。道光二年正月，清政府命其返回原住牧地，遭到抗拒。于是，陕甘总督长龄率兵相机攻剿。二、三月间，长龄督兵分东、西、北三路并进，驱逐番帐。四月，又移师南截，夜袭毡帐，并用炮击。番民头目乙旦木被击死，噶布占被俘，死数百人，清军获牛、羊一万五千余只，余众向雪山奔散。五月二十六日，长龄奏报：黄河以北，全境肃清，蒙古边民，悉皆安堵。道光三年正月，清政府对青海番民又逐一进行编查，设立千户、百户，分别管辖，把守渡口，如有一人私渡河北，将该千户治罪。

道光三年（1823）三月初一日，从那彦成等奏请，为解决西宁、凉州（今甘肃武威）等处商民，赴蒙古游牧地区贸易，既无固定地方，来去亦无期限，以致汉蒙混杂，并夹带违禁器物等问题，清政府制定《商民与蒙古贸易章程》，规定：各州县羊客与黄河南北蒙、番交易，以现定地界为限，不许径赴蒙、番游牧处所收买；甘、凉、肃州羊客，由西宁办事大臣衙门发给大票小票，逐一注明，严定期限，各守卡据以查验；蒙古羊只许于四月至九月，按指定处所售卖，事竣不准逗留；黄河以南番族出售羊只，由循化、贵德两厅给票办理。

道光四年（1824）八月初二日，两江总督孙玉庭保奏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综办江、浙水利事务。先是，江苏苏州、松江、常州府和太仓一州及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河道垫淤、海口不畅，塘闸损废，时有泛滥。为解决水患，江苏绅士提出疏浚河道建议，打算开挖刘河故道，以泄上游之水，遭到地方官的反对。林则徐大力支持疏浚河道的建议，“未半月，水尽泄”。后又向两江总督孙玉庭建议，暂时动用江宁、江苏两藩库现存银两疏浚吴淞江、黄浦江、刘河。孙玉庭林则徐的才干颇为赏识，遂与浙江巡抚帅承瀛联合保奏林则徐总管江、浙治水事务。不巧适值林则徐母亲亡故，照例应回籍守制。但南河高家堰十三堡决口尚未堵住，湖水尽泄，急需堵口蓄水，以利灌溉。因力劝林则徐继续督修堤岸。林则徐之父也责以国事为重，遂以素服前往，日夜督修，终于功成。

道光五年（1825）二月初五日，清廷命江、浙试办海运。六月十一日，江苏巡抚陶澍奏请河海并运漕粮。道光六年，清廷第一批海运漕粮抵达天津。已往的漕运，都是经运河运到京师。但由于运河常年失修，黄河又经常决口，常使漕运阻滞，为京师衣食造成不便。计划仿民间商船海运货物之法，雇用大号沙船，分起装运，后因有人提出，漕粮改征折色银两，停运治河。陶澍上奏反对，提海运之议，主张实行河、海并运办法。他认为，江苏额征漕粮为数甚巨，民间以米易银，一时难以出粜，必致谷贱伤农；再者太仓储粮，陈陈相因，遽尔停运，必将造成府库空虚。故折色与停运皆不可行。应自翌年（道光六）开始，漕粮海、河并运。广招商船，分作两次装载，计可运米一百五十余万石，实行海运；其余仍然河运，于秋冬季节疏通河道，加固堤防，至来春湖水益增，自可引导济运。清廷采纳了陶澍的建议。不久，两江总督绮善正式奏请将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应征漕粮，雇沙船一千余只，分春、夏两次，海运米一百五十万石至天津。得旨允行。道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海运米船九百余艘，运米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余石驶进天津海口，卸米后，复往奉天买豆南运。从此，漕粮海运得以实施，并逐渐代替河运取得主要地位。

道光六年（1826），贺长龄、魏源等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是书仿明末陈子龙等编《皇朝经世文编》体例，辑官收、论著、奏疏，书札等而成，内容包括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类，皆为经世致用文章，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情况的重要史料。以后，直到清末，张鹏飞有《皇朝经世文编补》、盛康有《皇朝经世文续编》、饶玉成有《皇朝经世文续编》、管窥居士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了》、陈忠倚有《皇朝经世文三编》、何良栋有《皇朝经世文四编》、求是斋有《皇朝经世文五编》、麦仲华有《皇朝经世文新编》、甘韩有《皇朝经世文新编续编》及《皇朝经世文时务续编》、润甫有《皇朝经世文统编》、于宝轩有《皇朝蓄艾文编》等陆续刊行，先后共达十余种，体例相类，内容也互有异同，皆为研究晚清史之重要参考材料。

道光六年（1826）著名桐城派宋学家方东树写成《汉学商兑》一书。自乾、嘉以后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学术思想界主要为两大学派有――“汉学”和“宋学”的天下。汉学重考据，宋学讲理学，两派互相攻击，争论不休。先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著名汉学家江藩所著《汉学师承记》问世。书中介绍了清初至嘉庆数十位汉学家的履历、著作、学术成就等，为汉学家争正统地位。对此，方东树针锋相对，在《汉学商兑》中对汉学家进行指责，认为汉学家只知埋头考据古代服饰、宫室等“尘饭木胔”，不但了无益处，“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位于禅与心学”。方东树以为，对古代重要的典章、名物等进行考据虽也是必要的，但“义理之学”更不可缺。所以，在他看来，只有二程、朱熹的理学才是于民众国家有益的学问。另外，方东树还对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进行攻击，将戴震“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主张说成是“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