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二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命将鄂辉等人永远枷号于前藏，以为大臣不肯用心办事、致藏地不靖者戒。鄂辉是满洲正白旗人，由前锋逐渐升任守备、总兵、将军，在平定台湾过程中，他亲俘林爽文，被图形紫光阁。在第一次廓尔喀侵扰后藏时，鄂辉在四川，与提督成德率师赴援。当时，巴忠示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令贿赂廓尔喀交出侵地，鄂辉便擅自与廓尔喀议和，疏陈善后事。不久，他被授为四川总督。及廓尔喀第二次侵藏，乾隆帝因鄂辉误用巴忠议政滋事，削夺其官职，授副都统衔驻藏，为福康安督饷。廓尔喀投降后，藏地事平，鄂辉便被枷号于前藏。不久又释还京师。

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发布上谕说：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我国家承平日久，休养生息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增。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乾隆帝还指出，为计及久远，总须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方可户庆盈宁，收耕九余三之效。各省督抚务必劝谕百姓，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毋得相竞奢靡，习于怠惰。

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十六日，从伊犁将军保宁奏请，清政府准将铁器等贩运新疆。乾隆帝在谕示中说：新疆民人，所有种地应用器具，钢铁铜锡等物，在所必需，既非本地所产，而内地又不准其贩卖，于生计未免有碍。于是，原来禁止出关贩卖铁器等规定遂停止执行，同时还强调，这些物品不得使哈萨克、布鲁特等外夷转相贸易。

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初十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英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人。英国使团一行共七百余人，带有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图册、毡毯、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礼物。该使团于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到达大沽，在天津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北京。到京后，除留一部分人在圆明园和皇宫内安装所带仪器外，主要成员都前往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谒见时，马戛尔尼以见英皇皇礼觐见乾隆帝，单膝下跪，随后呈递了国书。乾隆帝赐宴并向英王和使团正副使节赠送了礼物，又派大臣陪同使团游览了山庄。使团在参加了乾隆帝八十二岁生日庆典后，返回北京。到京后，使团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主要内容有：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洋行，买卖货物；于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在此收歇，存放货物，居住商人；在广州附近得一同样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免税或减税；英国货船，按照中国所定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书中拒绝了上述一切要求。敕书中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敕书中还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二十八日，西藏与廓尔喀疆界划定。此前，福康安派遣人员带同第巴曾前往勘明，西藏与廓尔喀在热咙桥设立鄂博为界。至此，又将鄂博以外的拉结、撒党两处归廓尔喀，而廓尔喀则把玛尔宗地方归还西藏。

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月二十一日，清政府批准了福康安所奏《藏内善后章程》，后以此为蓝本，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这一章程是福康安等率军击退廓尔喀入侵后，鉴于西藏地方制度废弛，弊病很多，遵照乾隆帝旨意，会同西藏大喇嘛及有关官员，共同议定的，并得到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和七世班禅丹贝尼玛的拥戴。《钦定西藏章程》总计二十九条，藏文原本存于拉萨大昭寺和扎什伦布寺内，主要内容有：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均系属员，事无大小，都要禀明驻藏大臣办理，扎什伦布诸务，也要一体禀知驻藏大臣办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以及前后藏大小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一经呈报出世，指出数名，均由驻藏大臣将其姓名、出生年月日、用满、汉、藏三种文字缮写牙签，贮于钦颁金奔巴瓶内，先期传唤喇嘛齐集大昭寺，诵经七日，届期驻藏大臣亲往监同抽掣；前后藏遇有噶布伦、戴本、商卓特巴以下大小番目等缺，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亲族人等，不准干预公事；大寺坐床堪布喇嘛缺出，俱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选，给与会印执照，派往住持；达赖喇嘛所管大小庙宇喇嘛名数，开造清册，及噶布伦所管卫藏地方，各呼图克图所管寨落人户，一体造具花名清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喇嘛处各存一分，以备稽查；藏内喇嘛前往各外番地朝山礼塔的，由驻藏大臣给与照票，限以往还日期，回藏之日，仍将照票缴销，不得逗留边外，如有潜行私越的，一经查出，即行究治；外番人等来藏布施瞻礼的，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事毕后查点人数，发给照票，再行遣回；廓尔喀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通向布施书信，俱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方可发给，噶布伦等，不得与外番私行发信；在藏居住贸易的廓尔喀、克什米尔等地方人，准其常州兴贩，查明该番、回商头等名数若干，造具清册，递补递交驻藏大臣衙门存案备查；凡在藏贸易的外番商民，请领驻藏大臣照票出口，过江孜、定日，由该备弁查验明确，始准放行，其自外番来藏的，也由该备弃查明人数，报明驻藏大臣，一体按名注册，以备查考；藏兵额数为三千名，分驻拉萨和扎什伦布各一千名，定日和江孜各五百名，军队定期操演，按时检阅，并在各地设立鄂博，驻藏大臣每年五、六月间轮流巡边；西藏地方政府收支，均须报驻藏大臣审核；禁止廓尔喀钱在藏地流通，鼓铸官钱，铸钱局事务由驻藏大臣监督。此外，《钦定西藏章程》在贸易、马政、租赋、差徭等方面也都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

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月初六日，福崧在解至京师途中，被乾隆帝命饮鸠而死。福崧是满洲正黄旗人，官至浙江巡抚，署两江总督。此前，浙江盐道迁两淮盐运使柴桢，以亏帑私移两淮课银二十二万两充补，被查出拘讯。福崧以领两淮盐政，在尚书庆桂审查过程中，被认为曾婪索柴桢银十一万两，侵公使银六万余两，其母游西湖用灯彩等银又有二千两。结果，福崧论罪当斩，乾隆帝命逮至京师。福崧作为封疆大吏，曾得罪过大学士和珅，并了解和珅一些阴私。因此，和珅害怕福崧到京师后，会于己不利，便以蜚语激乾隆帝发怒，致使福崧在解至京师途中被迫自杀死。

乾隆五十九年（1794），著名学者汪中因病去世，终年五十一岁。汪中，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他出生于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幼年丧父，生活艰苦。他考上拔贡以后，未再应试，为了谋生，便长期游幕在外。汪中治学讲究实事求是，合于世用。他搞音训考证，便很重视求真和致用。他继承反理学的传统，指出理学家所尊奉的《大学》一书，并不是孔子所作。他激烈抨击封建礼教，反对要求妇女殉节、守节。他很注意诸子的研究，先后校勘考释了《老子》、《墨子》、《荀子》、《贾谊新书》等。他高度评价荀子，认为荀子才是孔子学说的真正继承人。汪中的代表作《述学》，是他一生治学心得的结晶，是一部中国古代学制学术史，只是因为迫于贫困，牵于人事，限于力量而未能全部完成。汪中一生著述约二十余种，以“通儒”而流传后世。

乾隆五十九年（1794），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嵇璜因病去世，终年八十四岁。嵇璜字尚佐，是已故大学士嵇曾筠子。他二十岁成进士，选庶吉士，曾侍从其父治河，因而熟习河工事务。嵇璜曾奏请修补高堰石工，以及归仁堤闸，均获得谕旨批准。他任河东河道期间，一次，去巡视河工，当时天色已晚，而虞城工地恰好出现险情，嵇璜立即赶往该处。在雨雹交替袭击下，下埽岌岌可危，随从的人脸都吓白了，有的人劝嵇璜暂时躲避一下。嵇璜不听，站在堤上大声说：我要和埽在一起！不久雨雹停息，河堤安然无恙，随从的人对嵇璜更加敬佩。

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初九日，白莲教首领刘之协被捕后逃脱。刘之协是安徽省太和县原香集人，白莲教支派混元教首领。他的师傅刘松于乾隆四十年被捕后，发配到甘肃隆德县配所。刘之协与弟子宋之清继续传教，以弘扬刘松未竟之业。乾隆五十三年，刘之协被选为总教首，在安徽、河南、湖北等省传教，称“牛八掌教，弥勒转世”，假托朱明后裔，宣传反清复明。后来，刘之协被捕，官役将他从太和解往河南扶沟，中途刘之协乘机逃脱，隐居在河南新野县教徒家中，秘密串连河南、湖北、四川的教徒，继续从事反清活动。由于刘之协逃脱，河南巡抚穆和蔺、扶沟县知县刘清鼐均被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