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运门，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重修。清沿明制，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修。

方壶胜境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占地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方壶胜境基本建成于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位于福海东北岸湾内，四宜书屋之东，涵虚朗鉴之北。是后代众多学者考证后公认的圆明园中最为宏伟美丽的建筑，是以人们想象中的仙山楼阁为题材而建造的。 
此景前部的三座重檐大亭，呈“山”字形伸入湖中，中后部的九座楼阁中供奉着2000多尊佛像、30余座佛塔，建筑宏伟辉煌，是一处仙山琼阁般著名景观，主题阁楼实为一座寺庙建筑。
整个建筑群的平面与里面均采用严格的对称布局，又一个中轴线连着南北两个群组。在方壶胜境以西还有一组充满意境的景区——三潭印月，该景区是圆明园仿建的西湖十景之一。

花承阁遗址始建于乾隆年间，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破毁，位于颐和园万寿山后山区寅辉城关以东的中御路南一个从山坳里突出来的其状如舌的小山包上，是一组庭院和佛寺混合的建筑群，原由莲座盘云佛殿、多宝琉璃塔、花承阁及六兼斋组成。

虚朗斋是静宜园二十八景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组建筑。这里原为康熙十六年(1677年)修建的香山行宫,门下悬有康熙御题“涧碧溪清”匾额。

院中“大庖井”极富盛名，井水清甜甘洌，可与京西玉泉山之水相妣美，故有“玉泉第一，大庖井第二”之说，井水至今仍未干涸。

如意馆原为圆明园内的房舍之一，位于福园门内东侧。当皇帝驻跸于紫禁城时，在如意馆中工作的人员移至紫禁城内启祥宫服务，皇帝于初春迁往圆明园时，所有在启祥宫的人员又移至如意馆中当差。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焚圆明园时，如意馆化为灰烬。
同治年间（1862年至1874年）将紫禁城内的启祥宫改名为太极殿，并于紫禁城内北五所重建“如意馆”。
依据《活计档》的载录方式与内容，嘉庆朝（1796至1820年）以后的如意馆与金玉作，匣裱作，油木作等作坊的地位相近。然而乾隆一朝，如意馆从一个房舍名称，变成造办处作坊之一，其地位从设置之初即相当特殊，后来甚至独占鳌头，至清仁宗亲政而渐趋平淡，其演变颇具戏剧性。

抚辰殿是古代汉族宫殿建筑，属于建福宫的前殿，面阔三间，卷棚歇山顶，蓝琉璃瓦顶黄琉璃瓦剪边，前后带廊，后廊左右接抄手游廊与建福宫相连，构成一进封闭的院落。

历史上的御书房是皇帝读书藏书的地方。“御书房”三字取自乾隆八玺之“御书房鉴藏宝”玺篆体真迹。
“汇流澄鉴”四字匾额原为乾隆在四库全书存放地文渊阁的御笔亲书，意即汇集知识之源，洞悉古今之理。

位于北京外东路宁寿宫花园内第一进院落的西侧，贴墙随山势而建。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旭辉庭面阔3间，进深1间，歇山式卷棚顶，上覆绿剪边黄琉璃瓦。明间开门，余为槛墙、支摘窗，窗为步步锦格扇芯。东、南两侧前出廊，南侧接爬山游廊。檐下为苏式彩画，甚为精美。

戒台寺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的马鞍山上，始建于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原名慧聚寺，明朝英宗皇帝赐名为万寿禅寺，因寺内建有全国最大的佛教戒坛，民间通称为戒坛寺，又叫戒台寺。
戒台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中国北方保存辽代文物最多、最完整的寺院。最特别的是保留了佛塔，经幢、戒坛等辽代佛教中十分罕见的珍品。

在山西省五台县茹村乡北湾子村附近，为五台山南门道上的巨刹。相传唐代印度僧人佛陀波利在此拜见文殊菩萨，随之建寺。始建于唐，宋代重修，民国初年又予修葺。寺区古木参天，建筑瑰丽。寺前影壁砖雕精巧，寺内殿堂楼阁皆备，一连五进院落，逐级向上，层迭有致，左右设经楼禅舍，规模宏伟，布局严谨。大雄殿台基高耸，建造富丽。无量殿全部砖构，雕刻精致。

 雨香馆为香山靜宜園二十八景之一。 

静宜园二十八景诗 其八 驯鹿坡

坤宁门为坤宁宫后台阶下正中面北之门，北通御花园。

天齐庙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柳埠村东北端、凤凰山脚下的一个山崖上，崖高20余米，此庙高踞其上，坐北朝南。有青石台阶自崖下直通庙门，台阶108级，陡如泰山盘道。台阶之侧，有一曲径也可登临此庙。

买卖街是指皇帝设在皇宫中或皇家园林里的买卖场所，其中街道、店铺、商号、旅馆、码头应有尽有。如果皇帝要逛街，宫女、太监等几百人就扮成商人、买卖人、游人，特别热闹繁华，就像个买卖街。
买卖街作为清代皇家园林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直接反映了当时的市井文化，内涵丰富，也是清代宫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含清斋位于慈宁宫花园内东侧、宝相楼以南，与西侧延寿堂对称而立。建于清乾隆年间，为乾隆皇帝侍奉太后或丁忧守制之用。

位于畅春园内。

福胜寺位于山西运城市新绛县城西北17公里光村。寺区林荫蔽日，寺址高耸。建筑高低层迭，错落有致。

其馆址例由内务府于紫禁城内临时拨给，书成后仍退还内务府。故清代五次纂修会典（清代会典初纂修于康熙二十三年，雍正四年重修，于乾隆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第三次纂修，嘉庆六年至二十三年第四次纂修，光绪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第五次纂修），其会典馆之馆址并非固定在同一处所。如乾隆会典纂修时之会典馆，后来拨交国史馆使用；光绪会典纂修时之会典馆是在国史馆之北。两者虽然同在东华门内，但具体坐落位置则不同。因属临时机构，会典馆本身无印信，其对外行文是借用内阁典籍厅印信。馆内职官亦都是临时抽调而来，有正副总裁官、总校官、纂修官、详校官、校对官、收掌官及誊录官等，还有为数不少的供事、各色匠役及临时招募绘图人员。其中总裁官照例由大学士等元老重臣兼充，副总裁则是从部院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内选充。会典的纂修官与其他修书各馆有所不同，一般修书馆的纂修官大都以翰詹官为主，而会典主要是记述各部院衙门的典章制度，部院官员对此比较熟悉，因此历来会典的纂修官均是以部属司员为主， 翰詹为辅。会典馆于所纂会典脱稿后，即逐渐裁减人员，先是纂修、协修各官陆续各回本任，主要留下誊录、校对各官及吏役，待武英殿刊刻完毕，会典馆即正式裁撤。与此同时，皇帝照例要对参与纂修各官进行封赏奖叙。